智赢策略西南联大的左右之争有多激烈？皖南事变后，左派势力为何退出？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智赢策略，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无论对于普通中国人还是对于作为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师生，都是重大事件。

大致来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大在校学生有以下几种去向：

一是参加国民党军队进行抗日，二是去延安或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三是留在西南联大继续读书，四是留在家乡。

但是，去延安也有数种途径，当时在西安成立了由北师大、北平大学等几所学校组成的西安临时大学，一些左倾学生口头说是去西安临时大学读书，实际是从西安转去了延安。

还有一部分左倾学生先是去武汉参加长江局青委的工作，武汉失守之后，他们就近去了豫鄂边根据地。1939年夏，中共南方局青年组还组织了200多名学生报名参加阎锡山在山西创办的“民族革命大学”，这些人到了黄河边上就“起义”去了延安。

由于上述种种去向，留在学校读书的人就不多了。1937年底，长沙临时大学只有800多名学生报到，而满员情况下应有2000多人，即只有1/3的人到了长沙。第二年春天，学校迁到昆明时，学生人数只剩下了400左右。

最有政治热情的那一部分学生离开了学校，留下来的自然是相对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学生，“这一来，学校里的教育便变得更单纯地为教育而教育，也就是完全与抗战脱节的教育”。

1938年5月，曾参加“一二·九”运动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下文简称民先)队员袁永熙（战前为北平师大附中学生）随朱自清一家来到联大文法学院所在的云南蒙自。这时同在蒙自的还有中共地下党员力易周。力易周于1936年在北平崇德中学入党，抗战爆发后先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卷入一桩间谍案，于是被派到昆明开辟地下工作。袁永熙与力易周同为左翼青年，同样在昆明亲友处暂住备考，同样准备投考西南联大，因此很快熟悉起来。

他们随后又认识了一些联大的老民先队员，遂于1938年8月成立了临时党小组。1938年10月，力易周介绍袁永熙入党。

1、联大党组织的建立

1938年秋，联大举行建校后的第一次招生，袁永熙、力易周、邢福津(重庆南开中学学生党员)等左派学生均于此时考入。入学不久，此前成立的联大临时党小组改为临时党支部，力易周任书记，随后因上级党组织始终未打消对力易周卷入间谍案的顾虑，而改由袁永熙代替力易周担任支部书记。与此同时，武汉于1938年10月失守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于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南方局，负责统一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

同月，新成立的南方局决定建立中共云南省工作委员会（下文简称云南省工委)，下设青年工作委员会。1939年6月，南方局任命马子卿为云南省工委书记，何礼为青委书记，西南联大党支部由省工委直接领导。这样，云南地方党就加强了对联大党组织的领导。

此时，除袁永熙领导的联大党支部之外，联大还有另一个直接由南方局领导的党支部，但随着该支部书记王亚文于1939年7月毕业离校，南方局决定将两个党支部合并，袁永熙仍担任书记。1939年至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前是联大在校党员人数最多的时期，一度达83人。

这些左翼学生的到来为联大浓重的学习氛围重新增添了政治空气。例如，地下党员邢福津考入联大不久即感于联大校园缺少抗战气氛，没有学生自治会，同学如同一盘散沙，故首先提议成立一个外围社团——群社。

成立于1938年底的群社，在当时联大尚无学生自治会的情况下，组织了许多集体活动。首先是编写“群声”和“腊月”壁报，前者侧重政治评论，后者是纯文艺刊物。“腊月”出现于1938年12月9日，它的许多作者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民先队员，出刊伊始就“为‘民主’而高呼”。

随着群社举办的这些左的壁报的出现，很快也出现了一些针锋相对的壁报，例如“大学论坛”“指南针”“微言”等。其时刚入学的何兆武如是回忆：“那年我刚入大学，学校里有很多壁报，写的文章大都带有政治性，左右两派又开始争论起来，而且争得很厉害。”

除了编写壁报以事宣传智赢策略，群社还举办各种课外活动，如组织同学去昆明近郊远足，在月明之夜组织同学在草地上聊天、游戏，名之曰“月亮会”。

群社还组织以哲学、经济、文艺等进行分类的各种学会。对此，汪曾祺后来回忆道：“我们对这些俨乎其然的学会微存嘲讽之意。有一天，广发的茶友之一说：‘咱们这也是一个学会，—广发学会！’”

“广发”指联大附近的广发茶馆，虽是汪的玩笑之话，也说明当时校园风气并非一边倒。群社的成员固然有意用各种学会将同学们发动组织起来，然而同一个校园里也尽有的是汪曾祺这样不关心政治、喜欢说笑抽烟，颓废的“文艺青年”。

2、左右之争

当日联大校内左右矛盾的实际情形，可以“五剧团事件”为例来略窥一斑。群社成立了自己的剧团——联大戏剧研究会；三青团也成立了自己的剧团——青年剧团。除此之外，尚有几个中间派的剧团。1940年5月4日，这几个剧团说好每单位演一出戏，开演前却为演出次序大起纠纷，缘于群社事先拉拢中间剧团，导致青年剧团中了头彩，大不高兴，不告而走。

一个月后，联大常委张伯苓来昆，青年团决定独自演出《刑》，以示欢迎。为防止群社捣乱，青年剧团事先把票分送给指定同学，规定必须凭票入场。群社社员进不去剧院，就在外高声唱歌，这时剧场的电灯突然熄了，场内大乱，三青团学生大喊“群社捣乱”“打倒左倾分子，打倒群社”，“台下一片‘打倒群社’之声”。一位左派女生站起来说“你敢打”，反遭到攻击，几名三青团员把手电筒的灯光一齐射向她，台上台下吵吵嚷嚷乱成一片，一场晚会不欢而散。

关于关灯的“凶手”，有说是一位“老国民党员”，有说是“一位平常只读书不大问事的同学”，一说是“几位有正义感的同学”。事后，学校专门为此开了一次群众集会，张伯苓在会上批评群社，愈给三青团壮了声势，使其加倍攻击群社。群社不服，编写打油诗讽刺三青团：“大会主席（指汪旸)口结巴，剧团代表泪如麻，台上台下齐喊打，北平武戏不如它。”

这件事情颇能反映当日的左右之争。首先，左、中、右三派剧团联合演出，颇能说明当日校内政治倾向的多元化，而不是一边倒。其次，三青团大喊“群社捣乱”而获得“台下一片掌声”、左派女生起而反驳却遭到攻击，以及群社的出于自卫的打油诗，均说明当时三青团在校内的声势不亚于左派。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之间势均力敌更接近实际情况。

这一点在学生自治会的组成上也有体现。邢福津、袁永熙等1938级新生之所以成立群社，就是因为没有学生自治会。经过一学期的适应准备，到了1939年初，联大左右两派都成立了各自的组织——中共于1939年3月成立了以袁永熙为书记的党支部，三青团联大分团也正在筹备中，并于1939年底举行了首批百余名团员的入团宣誓典礼。

左右双方这时都有成立自治会的意向，遂各派代表就自治会竞选规则进行谈判。群社的谈判代表是老北大学生、民先队员莫家鼎。

经过商议决定，在学生自治会的最高权力机关——全体会员大会闭会期间，由代表大会行使权力机关职能。代表大会下设干事会和评议会，前者为执行机关，后者为监察机关。代表的产生方法是由各系各年级按人数比例进行选举，每20位同学选一位代表，人数介于20至40之间的系级，则选2名代表，以此类推。选出代表后，左右两派负责人协商决定由谁担任自治会正副主席、干事会主席等，商定之后再开大会，由代表依据这个事先商定的名单进行投票。

因此，竞争的焦点在于代表席位的多少。哪一派的代表在全体代表中占多数，在决定自治会正副主席的人选上，就有较大的发言权。

按照这个选举办法，1939年春选出的第一届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国民党员，干事会主席是三青团员，左派学生仅莫家鼎、邢福津等几个人担任干事。第二届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仍由国民党员担任，干事会主席则由中共地下党员许焕国担任，副主席是三青团员，双方平分秋色。

直到1940年秋天的第三届学生自治会，中共才占得上风。这届自治会主席由中共地下党员郝诒纯担任，干事会主席也由地下党员邢福津担任，只有自治会副主席是国民党员。

从第一届自治会到第三届自治会，中共的力量呈现上升态势，但总的来说，左右两派互有攻守。因此，自治会被联大学生形象地比喻为“联合政府”——三青团、群社、联大基督团契的联合。

由此可知，从1938年到1941年皖南事变前的3年间，尽管左派的活动能力很强，却远未形成明显优势。无论是自治会的组成，还是演剧、壁报等各种课外活动，都表明三青团也相当活跃。

3、抗战下的平静生活

中共地下党与三青团等左右两方在校园的较量，说明联大的政治氛围较之前更浓厚了。不仅学生关心政治，教授也热心政治，表现之一就是国民党西南联大直属区党部的成立及许多教授纷纷入党。1939年7月智赢策略，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致函联大常委（北大校长）蒋梦麟，要求在西南联大成立国民党区党部。7月23日，蒋梦麟召集教授开会，商议成立区党部事宜。8月24日，蒋梦麟与梅贻琦召集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号召大家入党。

这天，郑天挺在日记中说自己已决定入国民党，“同人并建议中央推（钱）端升、周炳琳、吴有训为筹备员”。经过一年的筹备，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于1940年6月14日正式成立，周炳琳、黄钰生、冯友兰当选为执行委员，查良钊为候补委员，郑天挺也于这天正式加入国民党。翌年，联大常委梅贻琦在一次教授聚餐时又乘机“请大家入党”。联大教授华罗庚、雷海宗、陈省身等人皆在1943年入党。

至1944年，联大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接近50%。

这是因为在抗战相持阶段来临之前，日军的入侵咄咄逼人，战况十分激烈，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抗战，主要矛盾是中日民族矛盾，而非国共矛盾。因此，尽管抗战初期联大校园发生过诸如左右两派交锋的“五剧团事件”，但并不代表联大校园的主流。主流是抗日，不是左右之争。

当时的联大学生，不仅中间立场的何兆武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日本的仇恨非常强烈，左派立场的汪子嵩也认为日本的入侵对他的一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青年学生日后的左倾，与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和忧国意识是分不开的。他们的矛头由对外转向对内，看似不可理喻，实则一以贯之，那就是对国家前途的强烈关注。

但是，物价的暴涨期毕竟还未到来，生活仍算过得去，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与当局的对立尚不尖锐。

诚如何炳棣回忆的那样：“在迁到西南的最初两年里，教授们的经济状况仍是相当优裕，住处也先选北门街（美国领事馆所在）、翠湖东路（英国总领事馆所在)这类考究的‘边缘'地带。”

闻一多也承认：“教授的生活在那时因为物价还没有很显著的变化，并没有大变动。交通也比较方便，有的教授还常常回北平去看看家里的人。”

通货膨胀其实尚不严重，不用说教授，学生在1938年也能维持“天天吃肉吃鸡蛋，每星期打牙祭时还可以吃鸡吃鱼”的生活水准。因此，一方面，切近的危险是日本人；另一方面，生活水平虽不如战前，尚可勉强维持，故联大校园的左右之争其时并不激烈，校园的政治空气主要体现为民族主义的高涨。

4、左派势力的退出

唯其如此，在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国共斗争重又浮上水面时，多数师生并未卷入其中，而是作旁观态。于是，中共地下党从联大迅速撤退了。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安徽泾县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袭击，除少数人突围外，大部被俘、牺牲，史称“皖南事变”。

事情发生后，国民党为洗白自己，预防发生学潮，派人去各大学讲演皖南事变的经过，要点在于证明事变的发生是由于新四军“叛变”及“不听命令、妨害抗战”，并强调战争期间“军令政令统一”的重要性。

其中，被派到昆明进行讲演的是康泽。康泽于1941年3月4日在联大讲演，从上午11时讲至下午1时，共2小时之久。讲演内容涉及自卢沟桥事变以来的国共关系、阎锡山与中共的合作、新四军的“企图”以及皖南事变经过等，最后劝联大师生顾及抗战大局，拥护政府“统一军令政令”的方针，随时纠正和制止公开的或潜伏的“破坏分子”的不法活动。

对此，听完演讲的联大总务长郑天挺认为康泽“阐述甚详”。康泽自己对演讲效果也相当满意。当晚，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党部书记姚从吾和国民党籍教授贺麟宴请康泽，并请郑天挺、陈雪屏、田培林、燕树棠等教授作陪。

与此同时，联大的壁报界也围绕皖南事变而大开笔战，左右双方争论激烈。

因此，尽管中共地下党在皖南事变发生后通过壁报开展宣传，却未得到师生同情，又听说国民党中央已派康泽来昆捕人，便决定疏散大批党员离校。其实，联大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当时已由个位数增至数十人之多，中共对学生自治会的掌控也与日俱增，但当时毕竟仍是“民主低潮”时期，中共的策略是保守的。

毛泽东在1940年指出，国统区地下党必须遵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①的原则，其实质就是收缩战略。

后来，周恩来又具体阐述为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政策。皖南事变后联大地下党的主动撤退就是这一原则的具体实践。

此外，联大地下党本身亦存在缺陷。

1939年暑假，联大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去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由于民先在武汉时期又红又左，不利于团结中间群众，这次会议作出了解散民先的决定，由袁向联大的民先队员传达执行。但许多老民先队员都是高年级生，袁作为一年级新生不敢对这些学长直说“解散”，而说是“转化”——把民先转化为“社会科学研究会”。

老民先队员仍然十分不满，联名写了一份“十人意见书”公之于众，表示反对解散民先。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虽然后来民先队员同意“转化”，却因此使得联大地下党暴露了。这是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不得不从联大撤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00多名左派学生离开了联大，陆续分散到云南各地的中学，以教师身份掩护自己。但一下子撤退这么多大学生到基层中学，必引人注意，南方局不同意这种做法，要求撤走的党员投亲靠友，隐蔽起来。袁永熙先是隐蔽在云南个旧，后来去四川投靠亲戚。

左翼分子离校后，留下来的少数地下党员也严格遵循“长期埋伏”的方针而专心于学习，群社解体了，政治性的壁报一律禁止。

从1941年到1944年，学生自治会长期被三青团员把持。左翼活动在校园销声匿迹的同时，三青团在联大却大为发展，团员人数一度达500人（全校学生近3000人)。

但为三青团所控制的学生自治会却毫无作为。倒孔运动过后不久的1942年农历除夕，郑天挺本拟与联大同仁庆祝新年，却心念学生可能借春节庆祝之机闹事，心里很不安，于是特意去学校查看。他看到“办公室无一人在，游艺室亦未布置。遇负责同学张××，谓游艺项目中变者甚多，天又骤寒，恐难满足同学之意，彷徨失措，状极可怜”。

三青团“统治”下的学生自治会连除夕都不安排活动，可谓“懒政”之至。这是由于他们“不欲表现，也不能有所表现”。当局对于三青团的期望本就是“无为而治”，引导同学的注意力由政治转回学术，而非“积极有为”。在左翼青年看来，从1941年起“同学们大都在沉闷中活着！一连三年多中间，联大几乎是一片没有水草的荒原！”

抗战结束后，有人如是描述皖南事变后的联大：

少数人埋头于功课，其余的闲极无聊，整天坐茶馆打Bridge。跳舞也时兴起来了，宿舍形成了无数个破布隔离的小天地，代替了时局分析政治讨论会的，是红学的演讲。

可见，被抗战激起的政治热情，暂时地又被学术和娱乐所取代。弥漫于校园的是政治受挫后的消极心绪，无论是打牌、跳舞还是红学演讲，无不体现着一种非政治化的取向。但很显然的，这只是政治热情受到抗战的客观环境压制的暂时现象。一年后倒孔运动的发生表明，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像一座活火山，只等时机一到就要喷发。但也很显然地，在倒孔运动发生时的1942年初，革命的时机尚未真正成熟，故而运动必然是昙花一现。